顧炎武的詩辭名句，清代詩人顧炎武的詩，顧炎武詩辭全集，顧炎武詩代表作

（1613-1682），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南昆山人。明諸生。少年時參加"復社"反宦官權貴鬥爭。清兵南下，嗣母王氏殉國後，參加昆山、嘉定一帶人民的抗清鬥爭，唐王立，除兵部主事。入清不仕。治經重考據，注意經世致用，開清代漢學風氣。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其詩沉鬱蒼涼，有強烈的愛國精神。有《亭林詩集》。

顧炎武（1613—1682）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繼坤，改名絳，字忠清；南都敗後，改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俑，漢族，南直隸蘇州府昆山（今屬江蘇）人。明季諸生，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並參加昆山抗清義軍，敗後漫遊南北，曾十謁明陵，晚歲卒於曲沃。學問淵博，於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其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主，合學與行、治學與經世為一。詩多傷時感事之作。

【生平】

早年求學

顧炎武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於昆山千燈鎮，原為顧同應之子，曾祖顧章志，顧氏為江東望族，徐干學、徐秉義、徐元文三人是顧炎武的外甥。顧炎武過繼給去世的堂伯顧同吉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歲未婚守節，「晝則紡織，夜觀書至二更乃息」，獨力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義之節。顧炎武14歲取得諸生資格後，便與同裡摯友歸莊共入復社。二人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顧炎武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學問宗旨，屢試不中，「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盛於咸陽之郊」，自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志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顧紹芾病故。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納成為國子監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關後，顧炎武暫居語濂經，由昆山縣令楊永言之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亭林詩集》一，《感事》）顧炎武把復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思有所建白」（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撰成《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即著名的「乙西四論」，為行朝出謀劃策，針對南京政權軍政廢弛及明末種種弊端，從軍事戰略、兵力來源和財政整頓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議。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顧炎武取道鎮江赴南京就職，尚未到達，南京即為清兵攻佔，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清軍鐵騎又指向蘇、杭。其時，江南各地抗清義軍紛起。顧炎武和摯友歸莊、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合謀，擬先收復甦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亭林詩集》一，《千里》）；惜乎殘破之餘，實不敵氣焰正熾的八旗精銳，義軍攻進蘇州城即遇伏而潰，松江、嘉定亦相繼陷落。顧炎武潛回昆山，又與楊永言、歸莊等守城拒敵；不數日昆山失守，死難者多達4萬，吳其沆戰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被殺，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倖得免。9天後，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聞變，絕食殉國，臨終囑咐炎武，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先妣王碩人行狀》）

安葬王氏後，這年閏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經大學士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薦，隆武帝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由於嗣母新喪，炎武二時難以赴任，只能「夢在行朝執戟班」（《詩集》一，《延平使至》）。當時，清松江提督與巡撫土國寶不和。前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復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顧鹹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楊延樞（字維鬥，江蘇吳縣人）等暗中策動吳勝兆舉義反正，鹹正為炎武同宗長輩，陳子龍等都與炎武往來密切，這件事炎武也是參預了的。順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敗露， 「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詩集》一，《哭陳太僕》），勝兆被解往南京斬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諸人。子龍往投炎武，炎武當時已離家出亡；於是子龍逃入顧鹹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營救，未能奏效。其間，炎武還往尋成正，「扁舟來勸君：行矣不再計」（《詩集》一，《哭顧推官》）、催促他及時出走，而鹹正不聽。結果，陳子龍乘差官不注意時投水自盡，楊延樞及顧氏父子先後遇害，受此案株連而死者40餘人。

在策動吳勝兆反正的同時，炎武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活動。順治三年（17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繫，要他聯絡「淮徐豪傑」。此後四五年中，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今屬江蘇淮陰），僕僕往來」（鄧之誠《清詩紀事》），奔走於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每從淮上歸，必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飛之子澤溥，或走海上，謀通消息」，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

雖然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權先後瓦解，炎武親身參與的抗清活動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並未因此而頹喪。他以填海的精衛自比：「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詩集》一，《精衛》）。

家族風波

當崇禎末年，炎武嗣祖紹芾及兄長顧緗（字遐篆）先後去世，又逢吳中大旱，「一時喪荒賦徭猖集」（歸莊《送顧寧人北遊序》），炎武無奈，曾將祖產田800畝賤價典給昆山豪族葉方恆（字嵋初）；其時，炎武的堂叔等人為爭奪遺產，又挑起家難，他們還與本來就蓄意侵吞炎武家產的葉氏內外勾結，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語濂徑的住所曾幾次被這夥人洗劫及縱火焚燒。到順治七年（1650年），葉方恆又企圖加害顧炎武，炎武為了避禍，只得「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詩集》二，《流轉》），離開昆山出走，更名為商人蔣山傭。此後五年中，他都在吳、會之間奔波往來。儘管遁跡商賈，炎武依然心存故國，時時關注著沿海一帶抗清鬥爭的進展情況，希望能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他在《流轉》詩中寫道：「……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率眾結社

當張名振（字候服，南京人）於順治十年（1653年）九月在長江口大破清兵，進屯崇明（今屬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艦數百」溯長江而上，直抵鎮江，並登金山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華門外）之際，炎武為之歡忭鼓舞，他興奮地寫道：「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十一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為前茅。黃旗亙長江，戰鼓出中洲……沉吟十年餘，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閭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揖，肯效南冠囚。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詩集》二，《金山》）

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莊、陳忱（字遐心，浙江吳興人）、吳炎（字赤溟，江蘇吳江人）、潘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王錫闡（字寅旭，吳江人）等共結驚隱詩社，表面上以「故國遺民」「優遊文酒」（汪曰楨《南潯縝志》），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炎武在淮安結識定交的摯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

順治十一年（1654年）春，顧炎武遷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鍾山，三國時改名蔣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稱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當時名集慶），以此為根據地，東征西討，10餘年後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國。炎武「遍游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頗有不勝今昔之感。

牢獄之災

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炎武回到家鄉昆山。原來，顧氏有世僕名陸恩，因見顧家日益沒落，炎武又久出不歸，於是背叛主人，投靠葉方恆，兩人且圖謀以「通海」（即與閩浙沿海的南明集團有聯繫）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處決陸恩，而葉方恆又與陸之婿勾結，私下將炎武綁架關押，並迫脅炎武，令其自裁。一時「同人不平」，士林大嘩。所幸炎武知友路澤博（字蘇生）與松江兵備使者有舊，代為說項，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審理，最後，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案。當事情危急之際，歸莊計無所出，只好向錢謙益求援。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順治初曾任禮部右侍郎，是當時文壇領袖。錢氏聲言：「如果寧人是我門生，我就方便替他說話了。」歸莊不願失去錢氏這一奧援，雖然明知炎武不會同意，還是代炎武拜謙益為師。炎武知道後，急忙叫人去索回歸莊代書的門生帖子，而謙益不與；便自寫告白一紙，聲明自己從未列於錢氏門牆，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處張貼。謙益大為尷尬，解嘲道：「寧人忒性急了！」

十三年（1656年）春，炎武出獄。儘管歸莊等同邑知名之士極力排解，而葉方恆到此時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仲夏，炎武返鍾山，行經南京太平門外時突遭刺客襲擊，「傷首墜驢」，幸而遇救得免；嗣後，葉方恆還指使歹徒數十人洗劫炎武之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歸莊《送顧寧人北遊序》）。這之前的幾年當中，炎武曾數次準備南下，赴福建參加沿海地區風起雲湧的抗清復明事業，但由於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決計北遊，以結納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國山川形勢，徐圖復明大業。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累拒仕清

順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炎武晉謁孝陵。7年之間，炎武共六謁孝陵，以寄故國之思，然後返昆山，將家產盡行變賣，從此掉首故鄉，一去不歸。是年炎武45歲。順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關，憑弔古戰場，此後20多年間，炎武孑然一身，遊蹤不定，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亭林佚文輯補·書楊彝萬壽棋（為顧寧人征天下書籍啟）後》），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陝西華陰。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萊州黃培詩案入獄，得友人李因篤等營救出獄。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師，住在外甥徐干學家中，熊賜履設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之推逃，則為屈原之死矣！」。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葉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以死堅拒推薦，又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開明史館，顧炎武以「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回拒熊賜履。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夫人死於昆山，他在妻子的靈位前痛哭祭拜，作詩云「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韓姓友人家，上馬時不慎失足，嘔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這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享年七十。

【學術思想】

顧炎武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 清學開山」始祖，是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彫蟲篆刻，亦何益哉？」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另著有《日知錄》、《肇域志》、《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